这是个很大的漏洞，养女儿的人家会吃亏，可能导致不愿女儿出嫁，因为女儿会把田给带走。
新中国的田政，是以村组为单位，将总额平分给村民。死者收回土地，新生儿立即分田。
但赵瀚没法这么干！
隋唐的均田制，已经留下前车之鉴，以古代对基层的掌控力，收回死者的土地是不可能的，那几乎等于每年都要重新分田。隋唐时期的公田，也是每年重新分配给农民，基层官员为了省事儿，干脆每年都维持原样。导致死者的田收不回，新成年的丁田也分不到，最后把唐朝财政给玩崩了。
农会只是过渡性产物，没有任何官职可言。一旦给官职必然带来腐败，而且与村镇机构效能重叠，官府拿不出那么多俸禄。可若不给官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农会干部的积极性也消退了。
因此，农会迟早是要取消的，或者说是自然消亡，村中事务最后全都归于村长。
赵瀚当时考虑的是，与其今后分田腐败丛生，不如趁着现在掌控力十足，直接把田分给农民做私产。
如此，保证每个农民有几亩地，就算多生几个孩子出来，也能把日子过下去。等到地盘扩大之后，再把多余的人口，往北方战乱之地迁徙。
这样可以获得数十年的农村安定，到时候，再一步步的往海外转移土地矛盾。
真的，一个田政能顺利实行，并保证数十年的农村安定，就已经算非常厉害的政策了。
从古至今，还没有哪个政权，能纯靠农业来维持田政。
新中国发展到21世纪，也是用工业来消除土地矛盾。由于人口不断增加，许多农村的新生儿，已经无法分田了。
十七世纪的工业却不行，早期工业革命，不但不能缓解土地矛盾，反而还会加速土地兼并！
北美当初那么多土地，工业革命兴起之后，竟导致大量农民无田可耕，因为资本兼并土地速度太快。只能靠不断扩张，夺取印第安人的地盘来转移矛盾。
英国同样如此，光荣革命以前，国王是反对圈地运动的，因为不利于国王征收农业税。
正是英国工业大发展，导致资本家疯狂兼并土地，国王碍眼那就干翻国王，于是圈地运动愈演愈烈——若在中国这么干，农民早就揭竿造反了。英国农民当然也造反，但人口规模太小，被贵族轻松镇压。
圈地运动，使得大量失地农民，涌进城市打工谋生。英国的工业规模也扛不住，因此只能制定严厉法律，偷一块面包都能流放澳大利亚。如此就将多余的城市人口，扔到海外自生自灭，既能减轻本土治安压力，又能增加海外殖民地人口。
至于圈地运动、流放政策，导致多少无辜平民死亡，那不是资本家需要考虑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