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商贾之势，必不可放任。欧洲诸共和国，便为前车之鉴。商人逐利，欲壑难填，永无止境。今日谋利，明日谋国，视国与民如无物。法兰西先王路易十三，法兰西旧相黎塞留，变法而图强，此国已是欧洲之雄。然过犹不及，商贾今已大兴，且国王之权日重。国王继续收权，官商自成一体，争斗之日不远矣……”
蔡云程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他做研究生时，却跟着一位史学馆导师。
每天除了给导师打下手，就是在专心阅读史书，并且将史书与现实对照。这货对于社会制度极为敏感，如今又游历诸国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制度，眼界和思维都被彻底打开，竟然隐约预料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。
资产阶级掌权，从宏观角度而言，确实始于历史的进步。
但对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姓来说，那简直如同地狱。《资本论》诞生于欧洲，并非凭空而来，老百姓是真的没法活了。就像英国的崛起，原始积累不仅是对外掠夺，同样还伴随着对内压榨。
鸦片战争时期，英国童工进厂之后，平均只能活两三年。就算能活过四五年，人也基本上废了。
童工大量惨死的同时，青壮男女却很多又在失业。因为成年男工，工资是女工的好几倍。而成年女工，工资又是童工的两倍。能使用童工的工作，为啥要用成年工人？
底层百姓使劲生娃，养到七八岁，就可以送去打工了。还得多养几个娃，因为打工几年就报废。
养到七八岁才打工，父母已经很善良，最小的童工只有四岁——孩子年龄小，正好清理工厂烟囱，大孩子反而钻不进去。
蔡云程熟读儒家经典，再结合欧洲实情，已经深刻领悟到什么叫“商人逐利”。
不过，蔡云程有些想当然，他忘了大国和小国的区别。
欧洲这时的共和国，都是一些小国。稍微大点的国家，比如说英国，共和制就玩不转了，一个克伦威尔就能把议会解散。
如果不是工业革命，让资产阶级实力猛增，法国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。因为商贾目光短浅，缺乏真正的领导者，几乎不可能抱成一团，在小地方或许能够篡位，在大国乱搞纯属作死行为！即便推翻了国王，趁机得势的贵族军阀，也能把这些商贾杀得血流成河。
蔡云程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预测，纯属歪打正着。他忽略了大国和小国的差别，同时又不知道工业革命，两个错误条件恰好得出正确结论。
卢浮宫的会议室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