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倒是那些高门大族、豪强郡望、官宦世家之属，可以凭借与官府勾结的人脉和其他社会资源，来有效的转嫁这些层层摊牌的沉重负担，甚至还籍此从中牟利和自肥；或者干脆公然抗拒之。
由此在这个世道当中，也形成相对强有力的风险抵抗能力，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下层破产人澄，得以聚附在起名下以求庇护和安身。就像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循环一般，往往会通过相互兼并和联合膨胀起来，最终取代崩坏的官府职能成为地方崛起的一支势力。
因此，如果没有流民蜂起的群盗之乱打破、搅乱这个局面的话，这些豪姓大族才是这个乱世当中可以坚持到最后，而安然迎接新旧政权更迭乃，至籍此投身到其中去的胜利者。
所以，这些贫寒士子所代表的潜在破产中下阶层，对于义军主导的土地制度变革的抵触相对要小得多；也完全有改变现状和自身境况，乃至迫切改变社会现实的天然动机和潜在；属于可以被争取和改造的潜在群体；
但是，他们也是充满动摇、妥协和分歧的软弱性群体；更加类似后世工业革命大发展之后所催生的那些小资阶层，乃至网络时代大小公知的原始版前身；
虽然身处社会中下层接触到的现实，深刻感受到进行变革和改造的必要性，然而又害怕相应流血和牺牲，更看不起那些比自己社会地位的农民起义者；却又妄想着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，就能完成田园牧歌式的改良，或是不断自我欺骗式的，将所谓“不至于更坏”的现状给拼命维持下去。
往往除了痛定思痛之后一心求变，而毅然背叛自己阶级属性寻找的少数个人之外；其他大都依旧是被动随波逐流大殿牢骚的嘴炮党，或是干脆用各种爱好和行为艺术之类的接口，来逃避现实的懦弱者和犬儒主义者。
然后一次次在时代变革当中，被碾碎成为渣渣和养料。故而在理想的义军政权当中，也许可以作为锦上添花的助力，但不能当作基本盘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来使用。
所以在叙用上就要相对的宽进严出了；至少同样的条件下要有限让位给那些，由太平军体系内自行培养起来的底层人员。而周淮安拨亢抽时间给他们他们讲座，就是为了揭穿这个贯穿在历史治乱兴衰当中的“真相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