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，在梁州兴元府（今陕西南郑县东）的节衙大堂中，前代大诗人刘禹锡所题写的壁文《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》前。
闻讯大光其火中断了会宴歌舞的，检校兵部尚书、兴元尹、山（南）西（道）节度使牛勖，在接连摔破、踩扁了几个镶宝金杯之后；又恨不得亲手把装着急报军讯的黑木夹，给飞跃山水阻隔而砸在那两个轻启战端的罪魁祸首头上。
与本朝其他那些野心勃勃之下，想要建功立业或是报国杀贼的节帅们有所不同；作为贞元宰相牛僧孺的族人后裔，兼做当代东市大商人出身的他；当年乃是以全副身家再加上举债才谋求到这个位置。
毕竟，当初田令孜明令五坊小儿公然强夺在京商贾及富室资材，而京兆尹直接打死敢于上告苦主之事后；他虽然因为在大内别有门路和挂籍神策军的缘故得以脱免，但也不得不开始寻找一条避祸之路。
而且，当初因为他进奉买官的钱财最多，在杨师立、牛勖及罗元杲三位之间，本该是第一富庶的西川节度使首选；结果田令孜在君前拜偈时，却搞出了一个马球定三川，直接让他大兄陈敬瑄拿下了西川镇。
然后，退而求其次的东川节度使，也被出身禁军将门而更加擅长马球（关系更加亲近）的亲信杨师立给夺走了；最后他只拿到了三川之末，只有兴元府（汉中盆地）还算富庶的山西节度使。
至于更加倒霉的罗元杲，就只有一个地狭民寡的河阳节度使来权作安慰了；结果这位到任还没有多久，就被另一位手中有兵的诸葛爽给驱逐和取代了，只给了个补偿性的大将军头衔。
因此他多数时候，其实考虑不是建立功勋光大门楣，更多是侍奉好那位恩主田大贵人和大唐天子，好在自己山西任上平安无事的多做几年，顺便能多捞上一点是一点。
故而除了征税方面的问题之外，采取武力手段重视它总是他想要达成目标的最后选择。对于山西道本镇的军事状况，也是维持现有局面而多过于治甲练兵、整军备战的行举。
反正大散关那儿有杨枢密率领的朝廷官军挡着贼势，自然不能断了他们的例供衣粮；而田大贵人那儿和行在天子面前，也要小心维持和进奉好了。余下来的才是他落袋为安的好处。
当然了，作为关系切身安危的牙兵也要好好笼络着；余下的行营兵马反正也是闲着，前方需要支援就尽管给派遣，行在需要也给调拨，反正他是两头都格外好说话的。